也并不是说当时的政策怎么自由，法律怎么自由，而是政府开放，没有强力执行。

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从战略高度处理好扩内需与稳外需、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发展。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作为应对未来竞争、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持建设智能电网，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服务网络。

在当前生产能力较大、对外依存度较高情况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外向型企业效益下滑状况短期内难以扭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方向，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求，集中要素资源，大力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切实增强科技对战胜危机、增强发展后劲的支撑作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总体部署上来，对积极因素增多决不能盲目乐观，对已取得的工作成效决不能有所懈怠。坚持在应对危机中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进一步在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上狠下功夫，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力争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更大进展。在完善股票发行制度的基础上重新启动新股发行上市工作。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增值税转型、成品油价格和消费改革顺利实施。一个看上去完美的国际经济循环为何不能继续下去了呢？其实原因就是美联储不可能长期执行货币宽松的政策，因为资产泡沫破掉了，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它们再也无力像过去那样发放贷款了，这导致民众旺盛的需求没有了。

因此最近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我们应该习惯于中度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6%-7%挺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时候，紧急地启动了刺激内部需求的政策，但是这个刺激需求在什么领域里？仍然是投资。如果美国人去杠杆化不到位，它可持续的复苏就无法到来。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税负 。

钱存到银行，银行再贷给企业和政府去投资，因此，美国人的问题的反面就是我们的问题。美国人没有办法，只好去减少消费，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但是感觉难受的是我们，因为消费品都是我们生产的。

只要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经济增长速度快慢没有什么关系。美国人借了钱，拼命去消费。当我们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的时候，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可避免地要下降，政府靠投资能拉动经济增长达30%，但消费的增长不可能拉到30%，如果靠消费来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下降。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美国是15%，日本是20%多一些，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比重是35%，美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中美两国之间差一倍，当然美国的70%可能是太高了，而我们的35%无疑是太低了，我说如果政府有钱的话最好是刺激消费。

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政策组合应该是减税，应该是增加在收入和财富配置中老百姓的比重。而没有了美国人旺盛需求后，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马上爆发出来。美联储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商业银行滥发信贷的结果致使美国的企业、家庭和经济严重依赖商业信贷，借钱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中国人给美国人供应大量的廉价出口品，美国的消费增长也不可能。

危机之前，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是零，就是说美国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不储蓄，工资收入百分之百的花掉，也就是说消费率是百分之百。因此，中美两国或者是两大经济板块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

凸现首先是四小龙，接着是东南亚、接着就是中国，也包括印度，所以我认为这个地利对中国来讲是难得的，那么人和是什么含义？就是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开放，保持天下大治。王鲁湘：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熟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就是我们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发展特别要注重中国自己的国情，叫做国情论，就是我们的发展一定是和历史上和现在有的包括过去有的所有的国家一定是一条不同的道路，那么现在30年过去了，您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国情论对于我们的发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吗？胡鞍钢：我觉得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可能更好一点，就是中国这条道路，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因素不断地扩散、强化和演变过程，这是世界各国必须走的。

那么当然大家就知道，1978年之后中国就开始进入到我们所说的U字形这个上升期，能不能这么讲就是U字形1950年是最低点，然后持续到1978年，虽然略有上升，那么根据Maddison的数据来看，实际上1978年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是相当大的，那么美国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4.4倍，那么经过20年之后，也就是说1998年，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明显的上升，从1978年的4.9%，提高到11.0%，就首次超过两位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和美国的差距就从1978年的4.4倍缩小至2.0倍，这个如果没有Maddison的数据来计算的话，我们很难识别出来，那么到了2006年根据Maddison，也就是2009年3月份的最新的数据库，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提高到16.8%，那么和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缩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觉得也是很惊人的，缩小到1.17倍，而且根据Maddison这个最新的这个著作，也就是说2007年他正式出版的这个著作来看，他也对未来做出过预测。胡鞍钢：只要保持天下大治，我相信就是中国会迅速崛起，所以说这是1995年对这个认识，但是随着我后来去读了Maddison的研究，特别是他1995年发表的英文的关于世界经济发展，他的标题就是从1820年到1992年大约也是100多年的时间，他首次把世界的更详细的数据都给计算出来，而且首次是用购买力评价计算，就不是用汇率计算的，接着他在1998年又出版了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这是第一版，那么现在，他又出了第二版，我今天也特意带来就是一个第二版，第二版他实际上呢从公元960年算到2030年，而且他是原来计算的时候是1820年到1995年，这是他当时的研究，但是这本书又从公元960到2030年，如果按照这个计算的话，那更加证明这个U字形上升了，因为它可以到2030年的预测，这就是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我们要知道它大国崛起的背景是什么？特别是从世界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样的话，可能你对现实问题就会有历史的纵向的这种深度以及国际的比较。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是出人意料的。胡鞍钢：譬如像西方它有民主啊，有这个自由这些价值观，中国有像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样的价值观，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基于中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明的资源，这三个因素合在一块，我们才称之为中国之路。中国之路是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权威资本主义，它的优势如何得以体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王鲁湘：那么说到这一点，我也注意到西方现在学术界有一些说法，在比较的西方的这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当然我们中国称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西方的很多学者他当然不会用我们这个术语，他会把我们概括为什么呢？当然很难概括，勉强做一个概括，他认为我们做的还是资本主义，而且是一种权威资本主义，那么这种权威资本主义也不失为一个后进国家的一种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他们看起来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因此就是他们觉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很可能走向某种比较可怕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他们所说的可能形成对世界的一种威胁，您同意这种看法吗？胡鞍钢：我认为就是说，在我们1949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就不同意西方，我在《中国政经济史论1949-1976》，专门拿出一章就谈1949年我们和它有什么不同，至少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可以论证的，第一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我们比它滞后了150年甚至200多年，第二发展起点低，因为它们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是要有增长门槛的，我们比它低得多，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还很难说。胡鞍钢：根据他的计算，我又进行了处理，就发现，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占世界总量大约是29.8%，而当时的美国其实只有2.4%，那么到了1900年，也就是说，经过了将近70年之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提高到23.6%，成为世界No.1，这是1900年的数据，那么中国是多少呢？中国已经从29.8%下降至6.2%，那么也就是说1900年世纪交替的时候，美国已经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就是制造业总量的3.8倍，那么到了1953年的时候，美国又进一步上升至它的顶峰44.7%，而中国进一步下降为2.3%，那么当PaulBairoch他一直计算到1980年，那么1980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下降至31.5%，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略有所提高，大约是5%左右，这是在1991年看到他这篇论文的时候就引起我的思考，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和其他工业化的国家发展轨迹是不同的？我就自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王鲁湘：现在这里有一位凤凰网的网友，叫\"真理掌握我们\"，他向胡先生提一个问题，说中国政府制订的五年计划，现在已经是十一五计划了，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胡鞍钢：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搞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照搬照抄了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至少持续到五五时期都是如此，我们专门做过研究发现，就是六五时期的这个计划，定量指标大体经济方面的指标占了60%，非经济指标也就是公共服务指标大体不到40%，它是一个典型的追求经济，甚至这些指标都是计划指标，没有一个是预期性指标，但是到了十一五规划，我直接参与这整个过程吧，那么现在来看它的经济指标已经降到了21%，将近80%是非经济指标。胡鞍钢：那么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创新了，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些相应的研究和计算，我也给在座的同学们做一些重要的介绍，譬如我们采用了几种数据来进行讨论和计算的时候发现，就是中国确实是技术落伍者，也是成为技术的追赶者，后来也有可能成为技术的创新者，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譬如说手机在1987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差距是达到了1760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到了2001年我们就超过它了，现在美国只相当于中国的手机用户的40%，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因特网，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美国，回国以后才发现中国开始发展因特网，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差距有多大？我这里有个数据，大约是3000倍，那么去年，我们的因特网用户达到3亿，相当于美国的多少呢？1.2倍以上，就这么个情况。

王鲁湘：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历经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曲折，从复杂与困难的环境中不断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全球减贫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的示范作用更是积极的、深远的，它的模式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被称为中国之路，那么什么是中国之路？我们应该怎么认识中国的发展之路？它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一些失败的教训？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先生。反过头来，1949年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之所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能够迅速地在全球这个竞争过程中迅速崛起，就在于它的创新，这个创新我们可以归纳为无非就是八个字，也就是说实事求是，其实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

胡先生这本书里头用了几个小标题，一个小标题叫做中国的崛起出人意料，还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中国的崛起前所未有，那么我想请胡先生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您看起来您长期观察中国崛起的，您会认为中国崛起出人意料？胡鞍钢：我想引用一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的一段话，他是在2003年出版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叫《中国经济》中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迅速的发展，而且持续时间这么长，他查阅了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和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曾经预测过。那么我就提出了实际上也是借助这个汤因比先生的历史研究的思路，因为他是讨论了文明成长周期，那么在我这本书就讨论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也就是说我认为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有机体，它也像文明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它会有他的这个发展阶段。

从1950年的4.5%提高到1978年的4.9%，但是我们又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其实这个数据还是有变化的，譬如说在1950年的时候，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是4.5%，但是到了1957年，也就是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是相当成功的，它已经提高到世界总量的5.5%，因此在我这个《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这部著作中，就把一五时期界定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中就是考虑到这个数据，当然另外一个数据也很重要，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2%。王鲁湘：超乎所有人的想像。但是很可惜，由于毛泽东脱离中国国情了，实际上是发动了那场大跃进，导致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就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我算下来就是在1962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就已经下降至世界的最低点了，就是历史上最低点，大约是4.0%，因此我也用这样的一些数据，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的这个失误，做出一个大的判断，大体这个影响了我们中国在世界总量的比重，大体差不多将近2.2个百分点，其实这个损失还是相当大的，尽管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有所恢复，或者说迅速地恢复，但是至少也损失了世界经济总量，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个百分点，这是我从定量的角度做了一些讨论和分析了。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历史轨迹 。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就像我前面所说的U字形曲线，其实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并不只是简单地指出它的增长率，而是指出什么呢？它的规模。这就突出表现为我们所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在所说的信息化，以及更加广阔的现代化的意义，这是和其他国家都差不多。

第二个创新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就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从一个封闭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安排，到一个开放的特别是全面开放的经济的制度安排，譬如说2002年以后我们加入WTO，这种制度安排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那么第三个创新我们就称之为是市场创新，这恰恰是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独特优势，就是它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它能够鼓励国内竞争，打破垄断，促进要素的流动，它本身就充满活力，可以说5年前，谁会想到中国会在2009年是世界汽车销售最大的市场，没有人相信的，我自己做研究我都不能相信，我说至少也得要到2020年。王鲁湘：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发展水平落后，各地区差异甚大的独特的东方大国，在世界的崛起是人类历史史诗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中国的崛起是绿色崛起，创新崛起，和谐崛起、和平崛起、合作崛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胡鞍钢：那么另外来看，从RND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那么超过百万的只有两个：就中国和美国，美国2005年是139万人年，我们一般统计的是按人年统计，中国去年已经达到了161万人年，我说这三个数据想表明什么呢？就是中国它不仅人口规模大，它的劳动力包括它RND的研究人员的规模也是巨大的。胡鞍钢教授是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学术界思想活跃、成果显著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前瞻性地提出的许多有关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建议先后都被中央政府所采纳。

到今天为止，也不能说这条路就走完了，我们还处在探索过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胡鞍钢：那么我做过几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期的研究，像美国它在1870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当时的总人口规模是4200万人，等它完成了这个经济起飞到1913年的时候是9800万人，不到1亿人，那么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实际上是8200万人，就比美国当时要多两倍了将近，等它完成了经济起飞也就1973年的时候只有1亿人，而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是1978年的时候人口规模是9.6亿人，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完成经济起飞，那么如果到2020年我们就算经济起飞的阶段结束的话，那时候人口超过14亿人，因此这么一个大的规模的人口迅速地经济起飞又迅速地崛起，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宽带网，宽带网实际上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特别是中国，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的相对差距是311倍，去年我们已经达到了2.7亿户用户，已经超过了美国。

胡鞍钢：J这个上去的这一条曲线，但是我进行大胆的推论了，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起飞阶段，特别是1980年前后，那么它很快出现一个J字形上升的一个阶段，当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中国也该轮到了，前面有两次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美国的1870年到1913年，大体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因为美国的全部人口也就是3亿人，它并不是百分之百都用上了宽带网，用宽带用网络是有可能，但是用宽带网并不是全部覆盖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中国在任何新的技术方面来看，从一开始都是巨大差距，但是由于我们开放，由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包括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因此，我们就会有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来缩小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因此我用这个创新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衰落？就是你不能够创新，或者说你的创新不足以和你的竞争对象来比较，那么反过头来，我又可以用创新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崛起？尽管我们可能是创新的技术的后来者，而且有巨大的差距，没有关系，但是前面这三个创新和最后一个创新相互作用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崛起。

胡鞍钢，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第二个含义地利，因为亚洲实际上从60年代就我们搞文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集体崛起了。

那么只有我们所说的这点大学生，是什么含义呢？一共是18.5万人，占全部总人口的万分之3.6，他不足以带动整个社会从一个文盲冲刺大国，变成一个具有人力资本的大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60年前你跟西方不同，60年之后你还是会和它不同，我想60年之后也就是说再过60年之后，也还是不同，因此我在强调中国这个创新从四个方面来强调，其实中国最大的创新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之路的创新。但事实就是已经发生了，我们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来承认这一点，但是它标志什么呢？标志说我们市场创新是非常重要的。